澄清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認識誤區
來源:高新院 achie.org 日期:2023-07-06 點擊:次
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是提升國際分工地位、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和產業核心競爭力的關鍵之舉,對此中央高度重視。從理論邏輯上看,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涉及產業結構調整、產業轉型升級、產業鏈安全運行等多項任務。但從地方實踐來看,對如何從產業層面調結構、促轉型和保安全等基本問題,還存在一些認知和行動上的偏差。處理好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進程中的重大經濟關系,厘清認識誤區,校正實踐偏差,是立足我國產業發展實際、高質量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前提。
處理好“虛”與“實”關系,防止“脫實向虛”
“經濟發展更多依靠服務業支撐,服務業占比越高、實體經濟比重越低,產業體系就更加現代化”,這是對實體與虛擬經濟關系的認識誤區。這一認識誤區帶來的行動偏差,表現為在政策導向上要求提高服務業比重,從而導致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比重下降、產業發展出現“脫實向虛”的現象。
從西方產業發展的階段性特征來看,隨著一國經濟躍升,主導產業確實會依次出現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的更替現象。先行工業化國家的實踐也表明,制造業在一國經濟中的比重達到峰值后都會出現下降趨勢,服務業成為后工業社會國民經濟的主導行業。當下美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服務業占比都已超過70%。但當前,我國制造業比重出現的下降趨勢,與先行工業化國家制造業占比“達峰后下降”,面臨的基礎條件存在系統性差異。
我國制造業增加值占比2006年峰值為32.5%,自此之后出現下降趨勢。2006年,我國人均GDP僅為3069美元(以2010年美元衡量,下同)。對比地看,美國制造業比重在1953年下降時,其人均GDP已經達到1.64萬美元;日本1970年與德國1969年制造業比重開始下降時,人均GDP也分別達到了1.87萬美元與1.97萬美元。也就是說,在人均GDP還未達到高收入國家門檻1/4的條件下,我國制造業比重就開始過早下降了。這反映出我國制造業消化成本能力、產品定價能力相對薄弱,歸根結底,產業基礎能力還需穩固提升。
事實上,即便處于后工業發展階段的發達國家,制造業仍然是服務業發展的根基,是全社會研發和技術的集聚領域,全球競爭的制高點仍然依托強大的實體經濟和制造業。如美國制造業占GDP比重約為11%,但70%的國內研發投入、64%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以及90%企業專利都來自制造業;英國制造業投資占全部投資比重雖僅有13%,但制造業卻支撐了英國70%左右的研發投入。當下,我國制造業向高附加值環節攀升仍有廣闊空間,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必須警惕產業空心化風險,堅持以實體經濟為重,防止“脫實向虛”。
處理好“量”與“質”關系,力戒“貪大求洋”
“產業實現跨越式規模擴張、新興產業龍頭企業引入迅速,產業體系就更加現代化”,這是對產業政策規模和效率導向關系的認識誤區。這一認識誤區帶來的行動偏差,表現為地方招商引資“喜大厭小”,對戰略性新興產業“一哄而上”,出現脫離地方實際的“盲目投資”,甚至“高端產業低端化”等現象。中央要求“堅持穩中求進、循序漸進,不能貪大求洋”,針對的主要就是這類問題。
經驗表明,產業政策以規模還是以效率為導向,是受經濟發展階段約束的。在經濟發展追趕階段,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短板很清楚,產業政策只要按照“雁行理論”效仿先行國家就能形成比較優勢。這時,產業政策導向突出擴張規模、強調發揮好“規模經濟”優勢,利用選擇性產業政策招引大企業、大項目,是與發展階段相適應的,也有助于降低市場“試錯”成本。
但時至今日,我國產業技術水平走向世界前沿,產業發展技術路線不確定性增強。未來哪些產業能夠成為發展主引擎,政府并不比市場更具有信息優勢。處于關鍵生產環節、擁有關鍵技術的中小企業,對產業發展的趨勢性影響越發凸顯。此時,地方招商引資的“喜大厭小”傾向,將進一步放大選錯技術路線帶來的市場風險。
規模導向的產業政策之所以要調整,還在于產業規模經濟特性的內在變化。隨著個性化量產時代的到來,“規模經濟”的重要性逐步讓位于“集聚經濟”。過去,地方招商往往會集中在同行業類型企業,通過把產業規模做大發揮規模經濟優勢;當前,在一定區域內圍繞特定產業形成上下游產業鏈集群,發揮集聚帶來的經濟優勢,已經成為新的產業組織形式。地方招商更需要搭建一個以掌握關鍵工藝、關鍵環節、關鍵技術為主的產業創新發展平臺。這時,只關注和招引新興產業龍頭企業,忽略產業鏈集群水平整體提升,龍頭企業也難以分享到集聚帶來的創新優勢。
處理好“點”與“面”關系,避免“割裂對立”
“三次產業結構演進存在普遍規律,第三產業占比不斷提升,產業體系就更現代化”,這是對一二三次產業之間結構關系的認識誤區。這一認識誤區帶來的行動偏差,表現為把三次產業的“點”與“面”割裂對立開來,甚至錯把西方產業結構演進的“統計規律”照抄照搬過來當作指導我國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政策依據”,試圖從數據上優化產業結構。
西方三次產業結構演進史表明,一國經濟會呈現第一產業為主、到第二產業為主,再到第三產業為主的特征。配第—克拉克定理和庫茲涅茨法則,利用國家層面數據對這一規律做了經典闡釋。但產業結構演進的經濟本質,是資源在不同產業間的再配置。每一個新產業的出現,都是在已有產業基礎上持續深化分工的結果。最優產業結構也是由特定資源稟賦和產業基礎條件決定的,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最優產業結構,更不能照搬照抄、用西方總結過去的“統計結果”指導中國面向未來的“發展過程”。
從國家層面來看,隨著資源稟賦條件變化,第三產業超過第二產業比重無疑是大趨勢。2013年,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歷史上首次超過第二產業。但這不意味著各級政府都要刻意強調“第三產業超過第二產業比重”這一結構指標導向,也不需要各地經濟都表現出“第三產業超過第二產業比重”的特征。在實踐中,甚至出現有的地方鄉鎮也要求按照這一趨勢調產業結構的現象,刻意降低一二產業比重,盲目提高第三產業比重。
實際上,每個地域立足資源稟賦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區域之間形成優勢互補的產業分工體系,遵循這一經濟原則的產業體系以及由此所統計出來的產業結構,即便數據結果顯示“第二產業比重高于第三產業比重”,理論上來說也是最適宜的產業結構。中央要求各地區要立足自身稟賦特點找準比較優勢,因地制宜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原因就在于此。“因地制宜”就是要結合本地產業發展實際,在此基礎上堅持三次產業融合發展,避免割裂對立。
處理好“新”與“舊”關系,不能“簡單退出”
“產業有高端和低端差異,因此識別并逐步淘汰‘低端產業’,產業體系就會更加現代化”,這是對產業轉型升級過程的誤讀。這一認識誤區帶來的行動偏差,表現為有的地方政府在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人為界定高端產業和低端產業,“喜新厭舊”甚至對傳統產業“一關了之、一遷了之”。
在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政府對不同類型產業制定差異化的支持或限制政策,其認識論基礎來源于產業生命周期理論。傳統的產業生命周期理論認為,產業發展一般會經歷發育、成長、成熟與衰退過程。按照這個邏輯,產業可以被理所當然地劃分為朝陽產業、夕陽產業等不同屬性。
但傳統產業生命周期理論是靜態而非動態的,它存在兩大缺陷:一方面,產業發展條件并非靜態,新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會重塑產業運行邏輯,傳統的工藝流程、生產線、工廠模式、產業鏈組合等,都會隨之面臨深度調整。從動態視角看,傳統產業也可以走向高端環節變為新動能,高新技術改造和重塑傳統產業的現象俯拾即是;另一方面,該理論對產業層面的生命周期屬性界定,實際上缺乏微觀企業基礎。現實中,企業家和行政部門不僅對產業所處周期的判斷不同,企業家也是改變產業生命周期的關鍵力量。“沒有夕陽產業,只有夕陽企業”,已成為企業家普遍共識。
所以,在推動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那種把傳統產業人為當成“低端產業”,限制其發展甚至“一刀切”要求簡單退出,不僅壓縮傳統產業向高附加值環節攀升的可能空間,更重要的是,這將嚴重抑制企業家精神發揮。我國傳統產業存量規模巨大、發展參差不齊、升級潛力充足,遠還沒有進入“無潛力可挖”的發展階段。堅持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絕不能將其當成“低端產業”簡單退出。
處理好“內”與“外”關系,切忌“閉門造車”
“開放環境不利于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解決不了核心零部件和關鍵技術依賴進口難題”,這是對產業分工合作“內”與“外”關系的誤讀。這一認識誤區帶來的行動偏差,表現為有的地方在政策導向上過于強調全產業鏈發展,對那些本可以穩定利用市場分工的環節盲目“建鏈”“補鏈”,搞低水平重復建設,甚至強調全產業鏈全產品全部自產以求“穩鏈”。
走出這一誤區,需要準確理解產業鏈供應鏈的經濟本質。高度的專業化分工是現代市場經濟基本特征,在分工基礎上形成的產業上下游合作,就構成了產業鏈供應鏈關系。一般而言,企業會選擇把其中一部分生產環節放到企業組織內部生產,另一部分則交由市場體系中的供應鏈。企業在產業鏈哪個環節從事生產,是在比較了企業內組織成本與市場交易成本之后選擇的結果。不同企業選擇在不同專業化環節生產,進而由市場機制協調產業鏈供應鏈。市場機制協調成本越低,專業化分工就越細致。
由此可見,對可以穩定利用市場分工的環節盲目“建鏈”“補鏈”,其實是逆市場分工和反市場效率的表現。過度強調全產業鏈全產品全部自產以求“穩鏈”,也是不現實的。一個不可回避的事實是,實現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也仍然需要開放合作的全球市場分工體系。唯有更加務實地開放合作,國際經貿往來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才能不斷降低。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體系,才能讓我們“心無旁騖”聚焦關鍵技術和關鍵環節攻堅。
作者:楊振
來源:《學習時報》(2023年07月05日A2版:市場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