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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偉:以改革開放創新促經濟結構調整

來源:未知 日期:2015-09-17 點擊:

  必須把握好轉方式、調結構、穩增長三者之間的關系和平衡,既要在結構調整中實現經濟較快增長,也要在保持經濟平穩增長的條件下實現結構調整。

  經濟結構調整是關系到中國未來相當長時期內發展的重大課題,也是中央高度關注的問題。對于經濟發展階段轉換的中國來說,經濟結構調整是一個長期、緊迫、艱巨而又痛苦的歷史任務。對此,我們絕不能等待觀望,而要認清形勢,把握機遇,主動作為。一方面國內的發展環境和條件已經不能支撐原有的經濟結構,傳統的發展方式必須轉變。另一方面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紛紛采取措施,加快自身的結構調整,結構調整已成為全球性趨勢。如果不能在新一輪的全球化競爭中優化我國的經濟結構,實現新常態下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階段的成功轉換,我們“兩個一百年”的目標將很難實現,而且,也難以跨越類似一些拉美國家曾陷入的“中等收入陷阱”。

  當前我國經濟結構失衡的主要表現

  經濟結構失衡是當前經濟下行壓力的主要矛盾。第一,國內結構性矛盾是經濟下行的主導性因素。第二,結構調整是全局性問題。第三,結構調整是長期性問題。

  經濟結構不合理是伴隨我國經濟高速發展長期存在的“老大難”問題。早在編制“九五”計劃時,中央就提出我國發展存在“經濟素質不高,經濟效益較差”的問題,指出要“積極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把提高經濟效益作為經濟工作的中心。”黨的十七大報告也明確指出,“長期形成的結構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長方式尚未根本改變”,并提出“要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使“轉變發展方式取得重大進展”。經過多年的不懈努力,經濟的結構性矛盾在某些方面可以說有所緩解。

  如從1995年到2014年,萬元GDP的耗能從2.1噸標準煤下降到1.3噸標準煤,下降了40.1%。但從總體上說,當前我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還遠未解決,而且在“十二五”期間更為突出。具體地說,主要表現在“五個失衡”。

  一是需求結構失衡。在開放條件下,從需求側看,拉動經濟增長要靠投資、消費和出口這“三駕馬車”。國際經驗表明,三者只有形成一個合理的比例關系,才有助于經濟的持續增長。需求結構如果失衡,即使可以帶來短期的增長,也會損害長期增長的基礎。我國需求結構失衡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是內外需關系的失衡。雖然金融危機之后,出口依存度有所下降,但到2014年,這一比率仍在20%以上,比日本高6個百分點左右,比美國高13個百分點左右。這種狀況與我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和第二經濟大國的地位并不相稱。第二是投資消費關系的失衡。近年來,隨著出口拉動增長效應的遞減,投資和消費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都在增大。但是,投資的貢獻增長更多:2007年至2013年,最終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提高了0.2個百分點,資本形成總額占GDP的比重提高了6.2個百分點。這說明,多年存在的投資和消費的矛盾不僅沒有得到解決,反而還在不斷加劇。

  二是產業結構失衡。從一、二、三次產業的關系來看,我國產業結構的演進方向符合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表現為第一產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第二產業的比重先上升后下降,第三產業的比重一直在上升,并已超過了第二產業比重。2014年,我國一、二、三產業增加值的比例關系是9.2:42.6:48.2,應當說,這一比例關系與我國目前發展所處的階段比較吻合。但我國產業結構方面的矛盾主要存在于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內部。從第二產業內部來看,結構矛盾表現為高耗能高污染等重化工業產能嚴重過剩,制造業大而不強,整體上仍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難以適應國際國內的需求變化;產品質量不高,競爭力不強,缺乏有影響力的品牌和產品,這兩年,國內旅游者在國外大量采購奶粉、電飯鍋甚至馬桶蓋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中國產品的質量和檔次。從第三產業內部來看,結構性矛盾表現為整體競爭力不強,現代服務業發展不充分,對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支撐力不足。我國是貨物貿易順差國,但卻是服務貿易逆差國。2007年到2013年,服務貿易逆差從77億美元擴大到1185億美元。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國服務業整體競爭力不強的事實。

  三是經濟部門間收益失衡。這種失衡突出地表現為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收益分配的嚴重不均衡。實體經濟是國民經濟的基石,是社會財富的源泉,也是虛擬經濟的基礎;虛擬經濟反作用于實體經濟,虛擬經濟的適度發展有利于實體經濟的效率提升;但虛擬經濟的過度發展則會制約實體經濟的發展。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能否實現均衡發展,取決于兩者間的分配關系是否合理。對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來說,必須走實業發展的道路。近年來,由于企業成本上漲過快、部分市場競爭過度、部分產能過剩、企業債務負擔過重等原因,我國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的利潤率出現了明顯下滑的態勢,不少企業的利潤率低于銀行貸款的利率。與此同時,為實體經濟服務的虛擬經濟卻出現了利潤率過高的局面,進一步壓縮了實體經濟的收益空間。根據2014年上市公司年報,僅16家上市銀行就累計創造凈利潤1.25萬億元,占上市公司總利潤額的半壁江山。按照一年365天計算,16家銀行相當于每天凈賺34億元。根據“財富美國500強”發布的數據,即使在金融業全球領先的美國,金融業利潤的比重也沒有達到1/4。這一數據還只是反映了正規金融的情況。在實業發展越來越難的背景下,我國還出現了民間金融失范的情況,進一步惡化了實體經濟的發展環境。

  四是市場競爭結構失衡。一般認為,壟斷會扭曲市場機制,阻礙效率提高和技術進步。目前,在資源、電信、金融、交通等產業領域也的確存在一些壟斷現象,市場競爭的不公平性影響了行業整體效率的提升。但同時,我國大多數行業占市場競爭主體地位的中小企業發展質量還不高,競爭力還不強;我們的市場還存在低水平競爭、集中度不足的現象,還缺乏有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的跨國公司。現階段,中國企業無論是在國際市場上還是國內市場上,都面臨著跨國公司的競爭。中國企業的競爭對手是在長期的優勝劣汰中發育成長起來的,其全球資源調動能力、技術和人才儲備、企業管理水平等有明顯優勢。與這些國際巨頭進行競爭,我們還必須有一大批規模大、競爭力強的企業。

  五是經濟增長動力結構失衡。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躍升,各類要素成本快速上漲,我國在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產業發展上面臨著新興經濟體的激烈競爭,不少低端產業已經轉移到要素成本更低的國家,依靠要素投入驅動的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新的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驅動的模式還未形成。從科技創新能力來看,雖然我國研發總支出已位居世界第二位,但創新整體能力并不強,很多行業主要還是依靠低水平重復建設和價格戰來爭奪國內外市場。創新能力不足的另外一個顯著表現,就是很多產業發展所需要的核心技術嚴重依賴發達國家。2013年,我國進口集成電路的總價值超過原油,高達2313億美元。創新能力的不足不僅會制約經濟增長,也會阻礙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要看到,結構轉型升級的根本前提和基礎是科技進步,沒有科技進步,結構調整可能只會是一種美好的愿望。

  以加快創新、改革和開放推動我國經濟結構調整

  經濟結構調整是一項綜合的、系統的工程。推動結構轉型升級,首先必須明確結構調整的目標和方向。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堅持以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把轉方式調結構放在更加重要位置”。根據我們對于中央精神的理解和研究,我認為結構調整的目標和方向是建立更加均衡的結構關系,使國內需求和國外需求、投資和消費的關系更加均衡,使高端制造業、現代服務業和傳統產業的發展更加均衡,使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發展更加均衡,使市場競爭結構更加合理,使經濟增長更多依靠技術進步和勞動力素質的提高,使我國經濟成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優化的階段演化。

  實現上述目標將是一項艱巨的工程。在“三期疊加”的經濟新常態下,我們同時面臨著轉方式、調結構、穩增長的任務,必須把握好三者之間的關系和平衡,既要在結構調整中實現經濟較快增長,也要在保持經濟平穩增長的條件下實現結構調整。但實現結構調整,更重要的是,要通過加快科技進步和全面創新,培育驅動經濟發展的新動力;要通過加快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構建起與結構調整的目標和任務相適應的體制機制;要通過加快新一輪對外開放,實現國際分工地位的提升和資源在更大空間范圍內的優化配置,推動經濟發展邁向中高端水平。

  第一,加快創新步伐,構建結構調整的技術基礎。一要著力提升生產技術和科技創新能力。技術創新是管理創新、組織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的基礎。例如,如果沒有信息技術的支撐,電子商務等的快速發展就難以想象。要形成更加優化的經濟結構,提升增長的質量和效率,在全球分工體系和生產價值鏈上不斷向高端攀升,必須在關鍵的技術領域實現重大突破,加快對發達國家技術創新的追趕步伐。二要著力推動產品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生產環節的技術創新提升了生產效率,但要使經濟結構保持平衡,避免新技術條件下的產能過剩,還需要通過產品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來創造新的市場需求。三要進一步優化創新資源配置。從人均水平來看,我國創新資源仍然稀缺,必須提高創新資源利用效率,這就要求根據不同類型創新的特點來優化創新資源配置。在基礎性的共同技術和重大的關鍵技術方面,實現創新突破,必須有相當規模的研發資金和專業人才,這就需要在政府和企業層面建立起整合創新資源的協調機制,加快融入全球創新網絡,否則我們難以與擁有雄厚創新資源的國外企業進行競爭。四要建立起鼓勵創新的市場環境和制度體系。一些地方為了發展,對于知識產權保護很不到位,這確實促進了當地經濟的快速發展,但也抑制了創新主體研發的積極性,阻礙了整體的技術進步和全面創新。在新的發展階段形成競爭力,必須通過建設更加完善的創新制度體系和市場環境,特別是完善科技成果產權制度、收益分配制度和轉化機制,為企業和科研人員的創新提供更大激勵。

  第二,加快推進改革,構建結構調整的制度基礎。一要破除阻礙各類資源要素流動和優化配置的制度壁壘。在現行的財稅體制和政績考核制度激勵下,一些地方政府為了本地的發展,設置顯性的或隱性的要素流動壁壘。這阻礙了全國統一市場的建設,加劇了各地的低水平、同質化競爭,造成產業同構和產能過剩,制約了經濟結構的調整。未來要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市場,進一步清理和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通過公平競爭來實現企業的優勝劣汰和產業的整合重組。同時,要認真吸取地方政府主導地區產業發展的教訓,避免“地區合理,但全國、全球市場撞車的重復建設之路”。如風電設備制造業、多晶硅、光伏電池、碳纖維等部分戰略性新興產業也已出現產能過剩。二要完善收入分配結構。我國國民收入分配偏向于生產部門和政府部門,居民部門內部的收入分配也不夠公平。這種分配格局既會制約家庭消費能力,影響短期的宏觀經濟結構平衡,也會抑制居民在教育、健康等方面的投入,影響人力資本積累,從而遲滯經濟結構的調整優化。未來要矯正初次收入分配的市場扭曲,完善勞動力市場和工資制度,加大民生領域投入和公共服務供給,通過完善稅收政策和規范分配秩序來增強再次分配調節力度。三要轉變政府職能,進一步簡政放權。簡政放權有利于釋放市場活力,強化市場調節功能,激活社會創造力,推動結構調整。新一屆政府成立以來,在簡政放權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僅去年一年,國務院各部門就取消和下放了246項行政審批事項。但是政府職能轉變和簡政放權的任務還遠沒有完成。今后要根據中央的部署,把該取消的權力徹底取消,把該下放的權力下放到位。當然,要注意的是,在簡政放權的同時,也要增強政府維護市場正常競爭秩序的能力。四要推進財稅金融改革。更好發揮財政稅收政策在推動技術進步、新興產業發展和企業兼并重組中的作用。要完善金融市場體系,更好發揮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作用;要進一步加大對實體經濟的減稅清費降負力度,不斷提高實體經濟的盈利水平。

  第三,加快新一輪對外開放,構建結構調整的全球化參與機制。在全球化背景下,經濟增長要靠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結構調整同樣需要兩種資源、兩個市場。推動結構轉型升級,建立合理的結構關系,必須進一步對外開放。因此,一要按照中央要求,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要通過不同地區、不同側重的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加快探索:負面清單加準入前國民待遇的外資管理新模式;加快對外投資備案制改革,建立海外利益保護機制;進一步完善進出口政策,提高貿易便利化水平。二要依托“一帶一路”等重大戰略的實施,加快對外投資和貿易合作。要通過深入細致的研究,發掘實施“一帶一路”戰略的機遇,明確我們自身的比較優勢,通過相互貿易和相互投資,使我國發展的潛在能力得以充分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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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偉:以改革開放創新促經濟結構調整

2015-09-17 來源:未知 點擊:

  必須把握好轉方式、調結構、穩增長三者之間的關系和平衡,既要在結構調整中實現經濟較快增長,也要在保持經濟平穩增長的條件下實現結構調整。

  經濟結構調整是關系到中國未來相當長時期內發展的重大課題,也是中央高度關注的問題。對于經濟發展階段轉換的中國來說,經濟結構調整是一個長期、緊迫、艱巨而又痛苦的歷史任務。對此,我們絕不能等待觀望,而要認清形勢,把握機遇,主動作為。一方面國內的發展環境和條件已經不能支撐原有的經濟結構,傳統的發展方式必須轉變。另一方面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紛紛采取措施,加快自身的結構調整,結構調整已成為全球性趨勢。如果不能在新一輪的全球化競爭中優化我國的經濟結構,實現新常態下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階段的成功轉換,我們“兩個一百年”的目標將很難實現,而且,也難以跨越類似一些拉美國家曾陷入的“中等收入陷阱”。

  當前我國經濟結構失衡的主要表現

  經濟結構失衡是當前經濟下行壓力的主要矛盾。第一,國內結構性矛盾是經濟下行的主導性因素。第二,結構調整是全局性問題。第三,結構調整是長期性問題。

  經濟結構不合理是伴隨我國經濟高速發展長期存在的“老大難”問題。早在編制“九五”計劃時,中央就提出我國發展存在“經濟素質不高,經濟效益較差”的問題,指出要“積極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把提高經濟效益作為經濟工作的中心。”黨的十七大報告也明確指出,“長期形成的結構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長方式尚未根本改變”,并提出“要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使“轉變發展方式取得重大進展”。經過多年的不懈努力,經濟的結構性矛盾在某些方面可以說有所緩解。

  如從1995年到2014年,萬元GDP的耗能從2.1噸標準煤下降到1.3噸標準煤,下降了40.1%。但從總體上說,當前我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還遠未解決,而且在“十二五”期間更為突出。具體地說,主要表現在“五個失衡”。

  一是需求結構失衡。在開放條件下,從需求側看,拉動經濟增長要靠投資、消費和出口這“三駕馬車”。國際經驗表明,三者只有形成一個合理的比例關系,才有助于經濟的持續增長。需求結構如果失衡,即使可以帶來短期的增長,也會損害長期增長的基礎。我國需求結構失衡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是內外需關系的失衡。雖然金融危機之后,出口依存度有所下降,但到2014年,這一比率仍在20%以上,比日本高6個百分點左右,比美國高13個百分點左右。這種狀況與我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和第二經濟大國的地位并不相稱。第二是投資消費關系的失衡。近年來,隨著出口拉動增長效應的遞減,投資和消費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都在增大。但是,投資的貢獻增長更多:2007年至2013年,最終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提高了0.2個百分點,資本形成總額占GDP的比重提高了6.2個百分點。這說明,多年存在的投資和消費的矛盾不僅沒有得到解決,反而還在不斷加劇。

  二是產業結構失衡。從一、二、三次產業的關系來看,我國產業結構的演進方向符合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表現為第一產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第二產業的比重先上升后下降,第三產業的比重一直在上升,并已超過了第二產業比重。2014年,我國一、二、三產業增加值的比例關系是9.2:42.6:48.2,應當說,這一比例關系與我國目前發展所處的階段比較吻合。但我國產業結構方面的矛盾主要存在于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內部。從第二產業內部來看,結構矛盾表現為高耗能高污染等重化工業產能嚴重過剩,制造業大而不強,整體上仍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難以適應國際國內的需求變化;產品質量不高,競爭力不強,缺乏有影響力的品牌和產品,這兩年,國內旅游者在國外大量采購奶粉、電飯鍋甚至馬桶蓋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中國產品的質量和檔次。從第三產業內部來看,結構性矛盾表現為整體競爭力不強,現代服務業發展不充分,對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支撐力不足。我國是貨物貿易順差國,但卻是服務貿易逆差國。2007年到2013年,服務貿易逆差從77億美元擴大到1185億美元。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國服務業整體競爭力不強的事實。

  三是經濟部門間收益失衡。這種失衡突出地表現為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收益分配的嚴重不均衡。實體經濟是國民經濟的基石,是社會財富的源泉,也是虛擬經濟的基礎;虛擬經濟反作用于實體經濟,虛擬經濟的適度發展有利于實體經濟的效率提升;但虛擬經濟的過度發展則會制約實體經濟的發展。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能否實現均衡發展,取決于兩者間的分配關系是否合理。對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來說,必須走實業發展的道路。近年來,由于企業成本上漲過快、部分市場競爭過度、部分產能過剩、企業債務負擔過重等原因,我國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的利潤率出現了明顯下滑的態勢,不少企業的利潤率低于銀行貸款的利率。與此同時,為實體經濟服務的虛擬經濟卻出現了利潤率過高的局面,進一步壓縮了實體經濟的收益空間。根據2014年上市公司年報,僅16家上市銀行就累計創造凈利潤1.25萬億元,占上市公司總利潤額的半壁江山。按照一年365天計算,16家銀行相當于每天凈賺34億元。根據“財富美國500強”發布的數據,即使在金融業全球領先的美國,金融業利潤的比重也沒有達到1/4。這一數據還只是反映了正規金融的情況。在實業發展越來越難的背景下,我國還出現了民間金融失范的情況,進一步惡化了實體經濟的發展環境。

  四是市場競爭結構失衡。一般認為,壟斷會扭曲市場機制,阻礙效率提高和技術進步。目前,在資源、電信、金融、交通等產業領域也的確存在一些壟斷現象,市場競爭的不公平性影響了行業整體效率的提升。但同時,我國大多數行業占市場競爭主體地位的中小企業發展質量還不高,競爭力還不強;我們的市場還存在低水平競爭、集中度不足的現象,還缺乏有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的跨國公司?,F階段,中國企業無論是在國際市場上還是國內市場上,都面臨著跨國公司的競爭。中國企業的競爭對手是在長期的優勝劣汰中發育成長起來的,其全球資源調動能力、技術和人才儲備、企業管理水平等有明顯優勢。與這些國際巨頭進行競爭,我們還必須有一大批規模大、競爭力強的企業。

  五是經濟增長動力結構失衡。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躍升,各類要素成本快速上漲,我國在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產業發展上面臨著新興經濟體的激烈競爭,不少低端產業已經轉移到要素成本更低的國家,依靠要素投入驅動的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新的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驅動的模式還未形成。從科技創新能力來看,雖然我國研發總支出已位居世界第二位,但創新整體能力并不強,很多行業主要還是依靠低水平重復建設和價格戰來爭奪國內外市場。創新能力不足的另外一個顯著表現,就是很多產業發展所需要的核心技術嚴重依賴發達國家。2013年,我國進口集成電路的總價值超過原油,高達2313億美元。創新能力的不足不僅會制約經濟增長,也會阻礙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要看到,結構轉型升級的根本前提和基礎是科技進步,沒有科技進步,結構調整可能只會是一種美好的愿望。

  以加快創新、改革和開放推動我國經濟結構調整

  經濟結構調整是一項綜合的、系統的工程。推動結構轉型升級,首先必須明確結構調整的目標和方向。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堅持以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把轉方式調結構放在更加重要位置”。根據我們對于中央精神的理解和研究,我認為結構調整的目標和方向是建立更加均衡的結構關系,使國內需求和國外需求、投資和消費的關系更加均衡,使高端制造業、現代服務業和傳統產業的發展更加均衡,使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發展更加均衡,使市場競爭結構更加合理,使經濟增長更多依靠技術進步和勞動力素質的提高,使我國經濟成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優化的階段演化。

  實現上述目標將是一項艱巨的工程。在“三期疊加”的經濟新常態下,我們同時面臨著轉方式、調結構、穩增長的任務,必須把握好三者之間的關系和平衡,既要在結構調整中實現經濟較快增長,也要在保持經濟平穩增長的條件下實現結構調整。但實現結構調整,更重要的是,要通過加快科技進步和全面創新,培育驅動經濟發展的新動力;要通過加快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構建起與結構調整的目標和任務相適應的體制機制;要通過加快新一輪對外開放,實現國際分工地位的提升和資源在更大空間范圍內的優化配置,推動經濟發展邁向中高端水平。

  第一,加快創新步伐,構建結構調整的技術基礎。一要著力提升生產技術和科技創新能力。技術創新是管理創新、組織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的基礎。例如,如果沒有信息技術的支撐,電子商務等的快速發展就難以想象。要形成更加優化的經濟結構,提升增長的質量和效率,在全球分工體系和生產價值鏈上不斷向高端攀升,必須在關鍵的技術領域實現重大突破,加快對發達國家技術創新的追趕步伐。二要著力推動產品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生產環節的技術創新提升了生產效率,但要使經濟結構保持平衡,避免新技術條件下的產能過剩,還需要通過產品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來創造新的市場需求。三要進一步優化創新資源配置。從人均水平來看,我國創新資源仍然稀缺,必須提高創新資源利用效率,這就要求根據不同類型創新的特點來優化創新資源配置。在基礎性的共同技術和重大的關鍵技術方面,實現創新突破,必須有相當規模的研發資金和專業人才,這就需要在政府和企業層面建立起整合創新資源的協調機制,加快融入全球創新網絡,否則我們難以與擁有雄厚創新資源的國外企業進行競爭。四要建立起鼓勵創新的市場環境和制度體系。一些地方為了發展,對于知識產權保護很不到位,這確實促進了當地經濟的快速發展,但也抑制了創新主體研發的積極性,阻礙了整體的技術進步和全面創新。在新的發展階段形成競爭力,必須通過建設更加完善的創新制度體系和市場環境,特別是完善科技成果產權制度、收益分配制度和轉化機制,為企業和科研人員的創新提供更大激勵。

  第二,加快推進改革,構建結構調整的制度基礎。一要破除阻礙各類資源要素流動和優化配置的制度壁壘。在現行的財稅體制和政績考核制度激勵下,一些地方政府為了本地的發展,設置顯性的或隱性的要素流動壁壘。這阻礙了全國統一市場的建設,加劇了各地的低水平、同質化競爭,造成產業同構和產能過剩,制約了經濟結構的調整。未來要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市場,進一步清理和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通過公平競爭來實現企業的優勝劣汰和產業的整合重組。同時,要認真吸取地方政府主導地區產業發展的教訓,避免“地區合理,但全國、全球市場撞車的重復建設之路”。如風電設備制造業、多晶硅、光伏電池、碳纖維等部分戰略性新興產業也已出現產能過剩。二要完善收入分配結構。我國國民收入分配偏向于生產部門和政府部門,居民部門內部的收入分配也不夠公平。這種分配格局既會制約家庭消費能力,影響短期的宏觀經濟結構平衡,也會抑制居民在教育、健康等方面的投入,影響人力資本積累,從而遲滯經濟結構的調整優化。未來要矯正初次收入分配的市場扭曲,完善勞動力市場和工資制度,加大民生領域投入和公共服務供給,通過完善稅收政策和規范分配秩序來增強再次分配調節力度。三要轉變政府職能,進一步簡政放權。簡政放權有利于釋放市場活力,強化市場調節功能,激活社會創造力,推動結構調整。新一屆政府成立以來,在簡政放權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僅去年一年,國務院各部門就取消和下放了246項行政審批事項。但是政府職能轉變和簡政放權的任務還遠沒有完成。今后要根據中央的部署,把該取消的權力徹底取消,把該下放的權力下放到位。當然,要注意的是,在簡政放權的同時,也要增強政府維護市場正常競爭秩序的能力。四要推進財稅金融改革。更好發揮財政稅收政策在推動技術進步、新興產業發展和企業兼并重組中的作用。要完善金融市場體系,更好發揮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作用;要進一步加大對實體經濟的減稅清費降負力度,不斷提高實體經濟的盈利水平。

  第三,加快新一輪對外開放,構建結構調整的全球化參與機制。在全球化背景下,經濟增長要靠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結構調整同樣需要兩種資源、兩個市場。推動結構轉型升級,建立合理的結構關系,必須進一步對外開放。因此,一要按照中央要求,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要通過不同地區、不同側重的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加快探索:負面清單加準入前國民待遇的外資管理新模式;加快對外投資備案制改革,建立海外利益保護機制;進一步完善進出口政策,提高貿易便利化水平。二要依托“一帶一路”等重大戰略的實施,加快對外投資和貿易合作。要通過深入細致的研究,發掘實施“一帶一路”戰略的機遇,明確我們自身的比較優勢,通過相互貿易和相互投資,使我國發展的潛在能力得以充分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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