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世界經濟數字化轉型加速，在全球經濟增長乏力背景下，數字經濟成為撬動經濟增長的新杠桿，成為各國提振經濟的重要方向，數字技術在國家治理中的廣泛運用也成為重要趨勢。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如何抓住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賦予的機遇，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本期智庫版邀請曾在8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的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發言的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江小涓擔任學術主持，組織三篇專家文章，為“十四五”時期數字經濟發展與數字治理提出建言。

近十年來，我國數字經濟快速發展。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研究顯示，數字經濟增加值已由2011年的9.5萬億元增加到2019年的35.8萬億元，占GDP比重從20.3%提升到36.2%。數字技術支撐的新產品、新服務、新業態、新商業模式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力量。“十四五”期間，數字經濟的作用和地位將繼續提升，是今后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途徑，是促進制造業服務業融合發展的重要載體，也是維護和提升全球產業分工體系穩定性安全性的重要依托。

發展趨勢：全面發力，整體形態初步顯現

“十四五”時期，在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云計算、物聯網、先進機器人等數字技術的支撐下，數字經濟將繼續快速發展、全面發力，新型數字消費、數字生產、制造業服務業數字化融合、數字化網鏈、數字化產業生態、數字化資源配置等都將有顯著提升。

數字化消費將向新領域延伸，繼續創造重量級新消費形態。在此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數字技術和數字服務發揮了重要作用，展示了更為廣闊的應用前景和更為強勁的增長潛力。在5G等新技術支撐下，數字消費將出現多個百億級、千億級的新突破，網絡辦公、網絡會展、數字學習、數字醫療、數字文化、數字傳媒以及智能家庭居住、智能個人穿戴、智能交通出行等都將較快發展。

數字化生產將加速發展，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一方面，數字化向企業生產核心環節延伸，通過傳感器接入大量設備和工具，實時獲取生產和運營信息，提升生產過程管理的時效性精準性前瞻性，提高生產效率；另一方面，數字化向企業外部多端延伸，連接供應鏈銷售鏈，提升全鏈條資源配置效率。例如，數字化智能化可同時實現個性化定制和低成本制造，客戶可以實時提出需求，全程參與研發生產過程。精準制造還能減少生產過程中的原材料、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推動實現可持續發展。

數字化融合將加速推進。長期以來，在制造業和服務業誰更應該優先發展這個問題上存在困惑。數字時代，兩者很大程度上呈現融合發展之勢，三次產業相互內置形成新的產業形態將成為趨勢。智能制造系統依托于傳感器、工業軟件、網絡通信系統，形成新型物—物、人—人和人—機交互方式，實現人、設備、產品、服務等要素和資源的相互識別、實時聯通，促進生產制造和多種生產性服務緊密結合，其本質就是制造業和服務業兩種業態的深度融合。例如，依托產業互聯網的行業性解決方案，制造商主導形成包含制造服務全過程的閉環解決方案，各個環節交互匹配、全程數據實時反饋，為客戶提供一站式全程高效服務。

數字化生態將跨界成長，提供全新消費場景。今后，消費者的需求越來越向場景化發展，期望能一站式獲得智慧家居、智慧出行、智慧學習、智慧娛樂等全場景解決方案。數字技術可以打破行業壁壘，跨界連接多個企業、多個產業和多種生產要素，形成提供解決方案的產業生態圈。生態圈內的消費者、企業和各種生產要素彼此相連，不斷挖掘用戶需求圖譜，同步迭代，實時互動，動態滿足用戶需求。例如海爾智家體驗云，通過海量數據形成用戶實時生活畫像，為生態圈內各方提供共同演進的機會和能力，共創共享。

數字化連接將形成網鏈，提升全球產業分工的穩定性安全性。數字化網絡平臺能夠聚合產業鏈上多環節多種類企業和多種生產要素，為各方提供多種類型的交互機會，提供業內所需的各種服務。在特殊時期，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當原有的產業鏈斷裂時，平臺可以智能化地在供需雙方之間進行匹配，迅速尋找替代或調整方案，快速補鏈接鏈。與線下單點連接的傳統產業鏈相比，數字化平臺能形成多點連接的產業網鏈，使全球分工體系的穩定性安全性大大提高。

數字化配置資源不斷擴展，成為社會資源分配的重要方式。例如，互聯網銀行以各自的算法進行風險控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金融資源的配置方向。再如，物聯網互聯網能夠收集、識別和連接每臺機器、每件工具、每位員工，并以他們為基本單位來管理生產過程，這將為生產從集中化到分散化并形成新的生產組織方式開辟廣闊前景。目前已有一些正在發展中的數字化社會化制造管理平臺，這類平臺本身沒有制造能力，而是將區域內數量龐大的企業設備和信息接入平臺，當接到制造訂單后，就通過平臺尋找閑置設備，智能規劃生產線，組合出所需的制造能力。這種模式可以實現設備資源組合的柔性化和智能化，生產組織效率高、速度快、成本低，是一種全新的數字化智能化資源配置模式。

治理重點：政策促進、有效運用、嚴格監管“三管齊下”

治理數字經濟與治理傳統經濟有很大不同，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

以積極有效的制度和政策促進數字經濟發展。一要提供必要的應用場景。和外賣、網購等消費不同，許多新的數字消費應用場景在公共部門，例如數字教育、數字醫療和數字體育等，如果龐大的公辦教育體系、醫療體系和政府及學校所擁有的眾多體育場館身處其外，就無法全面推進。政府要積極穩妥地促進新的應用落地。二要推進高水平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將5G相關技術群及跨界多場景融合技術“一攬子”納入眼界，鼓勵以企業為龍頭推進產學研合作創新。三要大力推動政府數據公開，在對個人信息和商業機密等信息做適當處置后，加快開放數據。數字政府建設應立足信息公開、服務輸出、數據開放的要求，統一數據開放標準和數據質量，讓更多機構和個人能夠挖掘和創造新的數據價值，產生經濟和社會效益。四要關注數字弱勢群體，多措并舉，使其更好地共享數字紅利。

利用數字技術更有效地調控經濟、監管市場。在經濟調控方面，應利用數字技術探知經濟實時狀況，并通過不同來源數據的交叉復現把握事態真相。例如，疫情之下農民工返回就業地的實時情況，主要來自通信數據平臺和就業者密集的網絡平臺；各地復工復產情況特別是基本建設項目的進展情況，主要來自數字化工程機械平臺的“挖掘機”指數即這些設備的開機工作情況。這些數字指標不僅實時精準，而且能相互印證，可信度高。在市場監管方面，新的技術手段可以根據市場主體的多方面信息，篩選出需要重點跟蹤的企業和產品，并與更多已知信息進行交叉比對，識別異常現象，及時發現那些違規違法可能性較大的市場主體，有針對性地加強監管；同時，最大限度減少對依規依法企業正常經營活動的干擾。

對數字技術的應用進行有效監管。一是對代碼、算法等數字技術的基本規則進行監管。現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廣泛應用，機器學習能力快速增強，數據、代碼和算法越來越多地決定著每位公民在信息方面的可知與不可知，在資源分配中的可得與不可得，在社會活動中的可為與不可為。數字技術如果被濫用，就會違背公共利益和社會價值觀，例如因收入、地域、性別等因素被機器識別而導致的各種歧視行為。因此，需要引導形成數字技術的價值遵循和基本原則，劃定出底線和邊界并嚴格監管。二是在促進數據產業發展、數據權益分配和個人隱私保護等各方利益之間把握好動態平衡。當前的突出問題，是要對個人隱私進行有效保護，明確數據平臺企業的責任、數據權利的建構、數據治理規則的確立等。同時，對數字領域的新生業態，要堅持包容審慎的監管原則，既不能放任不管，也不能簡單封殺。三是積極參與全球數字治理規則制定。我國是數字技術應用大國，數字產業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和較強的國際競爭力，推動全球數字治理規則制定和應用，既是我們的發展需求，也是我們的發展責任，要平衡好我們自己的發展、安全和與世界共贏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