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作為新時期我國協調內外、統籌陸海、兼顧東西的重大戰略部署，不僅將有助于改善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也將對優化區域發展格局、促進區域協調發展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將為新常態下經濟平穩健康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區域協調發展依然面臨重大挑戰

　　近年來，隨著一系列區域發展戰略的深入實施，我國區域經濟格局得到了一定優化，區域相對差距整體上呈縮小趨勢，區域專業化分工和產業集聚程度不斷提高，要素空間配置效率有所提升。但受資源稟賦、發展階段和體制機制等因素制約，區域協調發展還面臨著一些突出問題。

　　一是區域發展不平衡、發展質量差異較大。總體來看，我國區域差距開始縮小，但區域間發展水平的絕對差距仍然較大，甚至還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例如，2014年各省人均GDP最高的天津，是最低的甘肅的4.34倍，絕對差距還有所拉大，尤其是區域發展質量差異明顯，東部與中西部在教育、醫療、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差距十分顯著。

　　二是區域產業同構化現象嚴重。由于政績考核機制和財稅體制不健全等原因，各地惡性競爭、產業同構化嚴重。從全國看，區域產業結構相似系數由2003年的0.809升至2010年0.829。從具體行業看，石化、鋼鐵等作為拉動GDP增長、增加財政收入的重要行業，區域競爭、重復建設的情況最為嚴重，產能利用率僅略高于70%，導致了巨大的社會資源浪費，影響了區域發展效率。

　　三是人口和經濟集聚與資源環境承載力不匹配。“胡煥庸線”是我國人口和經濟活動分布的客觀規律。但由于資源環境政策不完善、經濟發展的環境成本未完全內部化等原因，導致部分地區人口和經濟集聚程度與資源環境承載力嚴重不匹配，資源過度利用、生態環境退化、發展潛力透支的問題突出。例如，我國有110個城市嚴重缺水，京津冀長時間、大范圍的重度霧霾天氣極大地影響了人們的生活。

　　四是區域協同發展機制尚不健全。我國雖已經制定了一系列區域發展規劃，但受中央與地方事權關系不合理、政府和市場關系尚未理順、財稅政策和法律法規不完善等因素制約，區域協同發展缺乏實質性舉措，區域分割、惡性競爭、地方保護主義等現象依然嚴重，不利于要素資源合理自由流動和空間配置效率提升，不利于區域經濟一體化和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

　　推進區域協調發展迎來重要契機

　　通過“一帶一路”以及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三大戰略的推進實施，將對我國區域發展格局起到總體優化和戰略提升的作用，將有助于形成內外統籌、南北互動、東中西協調的區域發展新格局。

　　首先，將有力提升中西部地區的開放型經濟水平。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形成了以東部沿海地區為引領的對外開放格局，東部地區已深度融入全球分工和全球價值鏈體系，但廣大內陸開放型經濟的水平、廣度和深度尚有很大差距。2008年之前，東部地區進出口總額占全國的比重一直在90%以上。國際金融危機以后，我國外貿形勢發生了很大改變。一方面，沿海地區受外需市場萎縮影響，進出口增速大幅下滑；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區積極承接產業轉移，不斷改善基礎設施水平和產業配套能力，進出口份額不斷提升。2014年，中西部地區進出口總額占比已升至15%，特別是對全國進出口增量的貢獻率首次超過東部，達到60.3%。“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將不斷深化向東開放，加快擴大向西開放，構建全方位主動開放的格局，從而使中西部地區把貼近內需市場、臨近東盟、中亞、南亞、中東歐等貿易伙伴的地緣優勢充分發揮，釋放經濟發展的內在潛力。同時，以“一帶一路”為契機，也有助于中西部地區深化改革創新、加快完善外資外貿管理體制，全面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形成若干內陸開放型經濟新高地，為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增添新動力。

　　其次，將推動打造形成新的戰略性增長極。過去30多年，珠三角、長三角和京津冀地區依托良好的區位條件和資源稟賦，大力發展出口導向型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形成了拉動我國經濟發展的三大增長極。但隨著發展階段的轉換，原有戰略性增長極的引領帶動作用有所減弱，從落實區域發展戰略、協調區域發展、推動產業梯度轉移、拓展發展戰略空間等角度出發，必須著力打造若干新的戰略性增長區域。近年來，中西部地區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一些區位優勢明顯、基礎設施完善、產業優勢突出、要素集聚能力較強的區域，如長江中游、成渝、中原、呼包鄂榆、哈長等重點城市群，具備了成為潛在戰略性增長區域的有利條件。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這些地區有望在國家戰略的推動下，進一步發揮比較優勢，集聚要素資源，提升競爭能力，形成新的戰略性增長極。2014年，在全國區域增長格局中，重慶、新疆、陜西、福建等“一帶一路”重點省份位居前列，明顯高于全國平均水平，體現了巨大的發展潛力。

　　再次，將顯著增強區域之間的連接性。銜接緊密、高效快捷的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是深化區域經濟合作的必要條件。近年來，我國基礎設施水平已有極大提高。以交通基礎設施為例，2003－2013年，鐵路、公路密度分別提高了41.2%和140.7%；截至2014年底，高速公路、高速鐵路里程分別達到11.2萬和1.6萬公里，均居世界第一，顯著增強了區域間的連接性，有力支撐了區域經濟發展。然而，東中西部之間交通基礎設施水平差距依然較大。2013年，西部地區鐵路、公路和高速公路密度約為東部地區的20%，人均基礎設施資本存量約為東部地區的60%。針對中西部基礎設施存在的短板，國家給予了重點投入，以鐵路為例，2014年中西部鐵路投資比重達78%，在投產新線中占80%，蘭新高鐵、拉日鐵路等18個中西部鐵路項目開通運營。“一帶一路”戰略以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為先導和突破口，依托國際大通道積極打造國際經濟合作走廊，構建安全高效的現代化交通運輸網絡。中西部地區將以此為契機，進一步提升交通、通訊、電網、管道等基礎設施水平，顯著增強沿線經濟帶和城市群的連接性，形成橫貫東中西、聯結南北方的對外經濟走廊，為要素集聚和產業發展創造良好條件。

　　第四，將促進更大范圍的區域協同發展。打破行政分割和利益藩籬，促進資源要素的跨區域優化配置，釋放被抑制的經濟增長潛力，是現階段我國區域協調發展必須破解的難題。“一帶一路”戰略的核心，就是通過統籌向東向西開放、協調沿海內陸發展，形成全方位主動開放的戰略格局，進而促進東中西部協調發展。近年來，大范圍、大尺度的區域協同協作成為重要趨勢，長江經濟帶、珠江—西江經濟帶、關中—天水經濟區、晉陜豫黃河金三角等合作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進展，但區域協同發展機制仍在探索之中。“一帶一路”戰略與現有區域發展戰略有機銜接、互為依托，主要戰略方向均以已有城市群、經濟帶為基礎拓展延伸，具有立足全局、內外統籌的重要特點。在國家統一規劃的前提下，有助于各地區明確功能定位，發揮比較優勢，深化產業投資合作、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形成對外經濟合作的整體合力。近期，以互聯互通為突破口，可有效推動各地區加快建立物流運輸協調協作機制，實現區域通關一體化，促進國際通關、換裝、多式聯運等有機銜接，共同打造高效便捷的國際運輸大通道。

　　深化改革創新，構建區域發展新格局

　　“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將有力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優化區域發展格局，應進一步深化改革創新，為區域經濟高效、公平、可持續發展營造良好的制度環境。

　　一是加快形成內陸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把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中之重。統籌國際大通道建設，構建面向東南亞、中亞、歐洲等的國際物流大通道，發展江海、鐵海、陸航等多式聯運，打造國際運輸班列，降低物流成本。加強內陸與沿海、沿邊通關協作，深入實施區域通關一體化，確保國內貨物出口“一次申報、一次查驗、一次放行”，提高通關效率。積極承接沿海產業轉移，創新加工貿易模式，推進面向沿線國家的出口導向型產業在內陸一體化集群發展。深化沿邊開放，創新沿邊口岸、邊境城市、經濟合作區、開發開放試驗區等政策，提高貿易和投資便利化水平。

　　二是著力完善區域協同發展機制。順應區域經濟發展趨勢，協調四大板塊、三個支撐帶的關系，加快形成區域發展大協同、大合作的戰略格局。以“一帶一路”規劃為指導，建立沿線省區的政策溝通和協調機制，明確各自功能定位，實現產業、項目、資金、人才和創新要素的優化配置，避免無序競爭。深化財稅、投融資、環保等體制改革，理順中央與地方事權關系，著力消除制約要素資源跨區域合理自由流動的制度壁壘，加快構建統一市場體系。促進“一帶一路”與沿海開放、西部開發、東北振興、沿邊開放、長江經濟帶、珠江－西江經濟帶等戰略的銜接互補，深化新亞歐大陸橋經濟合作，在條件良好的地區率先建立若干跨區域合作示范區。

　　三是大力推進區域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把提高經濟發展質量、不斷提高各地區之間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水平，作為縮小區域差距、協調區域發展的重要方面。以“一帶一路”經濟合作為契機，繼續加大對中西部地區民生投入的傾斜力度，著力推進沿線相關省區之間在教育、醫療、養老、就業、社會治理等領域的制度銜接和一體化建設，促進勞動力跨區域合理流動，完善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分擔機制，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手段建立區域互聯互通、共建共享的基本公共服務平臺，讓不同地區居民公平分享改革發展成果。

　　四是積極構建區域生態環保合作機制。“一帶一路”沿線地區人口和經濟活動高度密集，生態環境脆弱，承載能力有限，必須高度重視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實現綠色、循環、低碳發展。應按照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加快探索建立區域生態環保合作機制，加大對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力度，以大江大河為重點構建流域生態補償機制，推行碳排放權、排污權、水權交易制度，以PPP等模式吸引社會資本參與生態環保項目，建立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機制。